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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本来是解决各类教育问题的重要参与者，有时候直接是问题的直接解决者，但机械化的指标和处罚将教师放在了教育的对立面。如果必须优先解决其他非教育性的事务，才能保证自己不至于失业，那就会变成挤压自己的授课时间，进而挤压学生的受教育时间。
“履行评估职责的人往往将评估当成垄断权，评估者与被评估者变成了对立的两方。”
都说为人父母是这个世界上门槛最低的职业，因为连执照都不用考，也许不然，基层教师的门槛最低，任何人都能来指点两句。“我觉得他教得不好。”至于怎么个不好法，全凭一张嘴，对学生热情了，会被人说偏心，想努力保持平等关注，又可能被嫌弃呆板，太严格了，太温和了……再好的形容词，只要再加个程度副词，推理就顺畅了，“所以我觉得他教得不好”。
想当个民间教育专家的成本也很低，稍微自负点，就一定能是某个教育方法的开拓者——教学内容我是不懂，教育理念我可有一大堆。但这发言权到头了也就是叨几句，只要还在学校里，决定权就在其他人手上，是上课还是做别的，全凭有没有谁要来学校检查。检查的目的本身是为了评估教学质量、卫生、安全……但为了将成果统一，并放回大系统中量化比较，就需要制定指标。必须开多少次教研会、门卫处必须有多少人值守、教室要干净到何种程度……按照优良中差逐级判分，为了激励教师参与，还得想方设法和收入挂钩，过程严谨，组织严密。教学质量、卫生、安全等等维度本来是相辅相成，多数时候服务于“教授知识”，但在机械的指标化之后，它们变成了指标本身，甚至变成了伪造会议记录、牺牲工作时间去门卫执勤、为了应对检查而停课大扫除……这种欺骗或牺牲并不能带来些许改善，反而维护了本就恶劣的工作环境。既然检查结果这么好，说明教师充裕，不需要投入更多的公共财政来雇佣专人维护校园安全，说明这个系统并不像传言中那样不堪。如果看眼前的现实太惊心动魄，那就看汇报吧，稳定、有序。教育是个综合的议题，除了教育观念、文化，还涉及教育资源的投入和分配等等。教师本来是解决各类教育问题的重要参与者，有时候直接是问题的直接解决者，但机械化的指标和处罚将教师放在了教育的对立面。如果必须优先解决其他非教育性的事务，才能保证自己不至于失业，那就会变成挤压自己的授课时间，进而挤压学生的受教育时间。有城市曾经发起过“烟头革命”，要求卫生“以克论净”，但最终的处罚并非针对那些丢烟头的人，而是处罚那些在严苛的考评标准下没有达标的环卫工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在评论这一事件时认为，评估本身是一种手段，不是目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变成了目标本身。履行评估职责的人往往将评估当成垄断权，评估者与被评估者变成了对立的两方。“基层老师苦不堪言，加班至深夜两三点，还有多少精力奉献给学生？”前几日，湖南的一位青年乡村教师撰文称，因为疲于应对上级的各类检查，有几次甚至让教室空堂，为了非教学任务而听课去加班。在基层，学校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其他部门甚至把一些和教育不相关的任务也“摊派”给学校和教师。有小学曾经接到任务举办打黑讲座，几天后，相关部门来检查，称“没有看见横幅”。原因是学校在讲座当时用了电子屏来展示主题。撰文控诉“形式主义”的基层老师很快被县教育局施压，随后删掉了文章，并被要求承认其文章观点偏激、认识片面。后来，州委领导介入，“领导说，会整顿永顺乡村教育现状，少些形式检查，减少老师的扶贫任务，不能以权给老师施压”。在乡村，老师还会面临歧视，一些家长甚至认为乡村教师是被选拔机制筛选之后剩下的。收入偏低、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教学时间被挤占……表面上，是教师承受着这些压力，但它们有很大的可能会转移到学生身上。在教育问题上，教师和家长本来应该彼此协作，但如果沟通不畅，彼此瞧不起，最终会让孩子来承担结果。谁又理应承受如此呢？在当下，乡村教育其实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实验氛围”——学生少、自然环境各有特色……出于主动或无奈，有许多老师在尝试用项目制学习、混班制等方式实践教育创新，一些还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有的教师还利用假期时间积极地参与各种教学培训。但如果身陷繁琐的非教学任务中，连日常最基础的教学都难以保证。在基层积累已久的问题，经由一个老师的“牢骚”和“求助”才终于得到了些许回应，这并非个例，还有很多基层老师对此也深有体会，但却因为种种考虑而选择默默接受。有一些教师甚至认为这种公开发表的“牢骚”是一种“自我放弃”——说得都有道理，但会危及职业和生活，她太单纯了。这是关于这一事件最让人绝望的观点，教师自己已经放弃了和系统的对话，不仅放弃了对不合理的反对，也放弃了对共同体内其他人的认同、支持和保护。只是接受，最终逃离，或是将这一切合理化。但症结产生的原因各有不同，绝不是简单将其“合理化”并默默接受就能安心。如何能坦然呢？庄子写过一种叫樗的木材，它弯曲盘结，既不能做绳墨也不能做规矩，长在路边，连木匠都不屑一顾，因此不会遭到刀斧的砍伐，没有困苦。这种“无用”的惬意是因为彻底身处虚寂广漠的旷野，和外界相隔离。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基层教师，始终会和他人互动，这是一个公共性极强的工作，如果得不到保护，长期在消极的环境和反馈中工作、生活，最终的后果，也会传递到所有与之相关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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